近日，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向中鋼協發出《關于委托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開展鋼鐵行業碳排放權交易相關工作的函》。繼電力行業和建材行業后，鋼鐵行業成為第三個被納入全國碳市場的重點行業。

高耗能、涉及眾多后端重點領域的鋼鐵行業納入全國碳市場參與碳排放權交易，不論出于碳市場建設還是厘清工業領域減排路線的角度，都是重要的一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許召元告訴記者，鋼鐵行業有必要也有條件率先開展碳交易工作。我國已經確定了要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重要戰略目標，“工業部門，特別是重化工業是能否順利高效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行業?！?/p>

為此，具體承擔這一委托工作的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低碳工作推進委員會發布消息，擬開展鋼鐵行業碳達峰碳中和專項標準征集工作。

本次征集的范圍包括碳排放核算、碳排放限額、低碳評價、碳排放監測、碳資產管理、氧氣髙爐、非高爐煉鐵、碳捕集、封存與利用、能效提升等鋼鐵行業低碳技術、工藝、裝備、產品、監測、管理、檢測等相關標準。

這是承接委托工作后，該委員會開展的第一項工作?？梢钥闯?，打通相關程序、明確標準和核算方法，是鋼鐵行業正式進入全國碳市場參與碳交易前亟須解決的問題。

鋼鐵行業準備好了嗎？

在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下，走在減排行動前沿的鋼鐵企業可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獲得一定的經濟收益，在低碳轉型方面也能夠提供更雄厚的資金以支持技術創新、設備更新，從而獲得更好的減排效果，實現正向循環。減排不力的企業則要為碳排放支付越來越高昂的成本，同時還要面對未來越來越嚴格的減排標準，生存空間或將因此被壓縮。

我國鋼鐵工業規模大，行業競爭充分，整體發展處于全球先進水平。但以煤、焦炭為主的高轉長流程工藝結構在中國鋼鐵工業發展中長期占主導地位。

在許召元看來，相較其他行業，目前我國鋼鐵企業單體規模大，已經基本沒有散、亂、小的鋼鐵生產企業，管理規范性和現代化水平總體較高，對能源相關數據的監測和統計體系較為完備，具有開展碳交易的良好基礎。

“當然，鋼鐵企業工業路線不同、產品不同，生產條件不同，要真正做好碳交易工作，還需要進行深入細致的準備，特別是進行相關標準的統一和完善?！?/p>

實際上，此前寶鋼、重鋼等重點鋼企已經參與了地方的碳交易試點。據統計，已參與碳交易試點的鋼鐵企業能夠覆蓋全國約1/7的粗鋼產量。在這個階段，相關企業和部門已經完成了碳核算方法、歷史碳排放量盤查、碳配額確定等工作，制定了碳排放配額交易相關管理制度等。

但北京中創碳投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師、投融資與國際項目總監陳志斌指出，此前試點中鋼企的碳交易使用的方法還是相對簡單?！安糠衷圏c比較簡單的采用了歷史強度法的配額方法，企業的排放強度只要低于自己的歷史排放強度就能滿足配額管控要求?！?/p>

陳志斌告訴記者，歷史強度法存在“鞭打快?！钡膯栴}，最好還是用行業基準線獎勵低強度的企業。但鋼鐵行業供需流程較為復雜，所以哪部分的碳排放可以納入核算、怎么算，都比較復雜。

陳志斌認為，盡快完善核算方法、制定配額分配方法，需要相關部門和機構積極開展研究，為制定配額分配方法提供完備成熟的數據支撐。此外，行業主管部門應該從頂層設計上明確這一行業的減排路線和減排目標是什么，支持行業總量設定。

今年國務院的立法計劃中，已經將制定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列為重點工作。業界也期待看到條例的頒布，從上位法的層面為碳市場提供更強有力的指導，也帶來更強的約束力。

發電行業“打前站”

從各國開展碳交易，以及我國幾個碳交易試點城市的經驗看，準備監測和核算出企業的碳放量、具有更多的交易對象是開展交易，并取得良好效益的基礎，從這點上來說，進入的行業越多，后面的碳交易就越容易開展。

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于2017年正式啟動建設，率先納入發電行業。處在產業鏈條前端的發電行業一方面在全國碳排放總量中的占比超過40%，另一方面本身就是后端的生產、消費環節的碳排放的重要部分。

在許召元看來，電力行業率先進入碳交易，既有利于更準確地收集鋼鐵行業的碳排放數據，也使鋼鐵企業有更多的交易對象，能夠更加充分地激活碳市場。

目前我國鋼鐵行業主要以長流程為主，工藝流程多，高耗能環節多，碳排放量大。短流程煉鋼，也就是電弧爐，可以顯著減少能源消耗，如果更多采用新能源電力的話，還可以進一步降低碳排放。隨著我國廢鋼蓄積量增加，短流程煉鋼也自然有增加的趨勢。

隨著能源結構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由多位專家鋼鐵行業的“電氣化”的確是行業減排的一條可行之路。但陳志斌也提醒，電氣化不一定就是降碳的。這個過程還需要和電源的低碳化同步進行，否則只是將生產端的排放轉移至了更前端的發電環節。

許召元說，至于未來鋼鐵生產究竟是采用長流程、還是短流程，包括部分企業開始研發采用氫還原法煉鋼，需要由企業根據外部環境，根據各種技術的進步和成熟程度，進行綜合成本效益比較而確定。碳交易制度的一個優點就是國家確定了一個最終的目標，而把實現目標的具體手段交由市場、企業進行最優化的選擇。